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

Jun – Sep 2017《怡和世纪》三十二期

~作者:     周维介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1930年，英国派来新总督金文泰爵士，教育景观起了变化。他到任后颁布新条文，明令规定中国国民党不得在新马公开发展、宣传与活动，华校课本的内容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灌输中华民国意识的教材面对了殖民地管治单位的压力。据统计，金文泰主政下，1930至1934年间，有16 家出版社的84种136本华校教科书被当局查禁，这包括当时课本供应龙头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各科遭禁的课本中，以国语科最多（24种）；其次是尺牍和音乐（各11种）；再次是历史与公民（各8种）。

这个时期殖民地政府对华校课本的干预，体现于通过查禁的行政手段对付不符合当局胃口的教科书。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权力重组，出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抗衡的局面。同时，全球吹响了反殖民地统治的号角，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波波来袭，给殖民地宗主国带来空前压力。这股国际政治氛围，也感染着新加坡。1948年，英国对马来亚共产党在新马公开活动的态度强硬了。它在马来亚颁布紧急法令，建立新村以钳制马共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的抗日救亡画上休止符，旋即陷入国共内战的棋局里。三四年间，国民党政权渐露败相，所管治的土地大面积失守，最后于1949年败走台湾，

中国共产党建政，导致新马华校生赴华升学受限、华文书刊进口遇阻。

外部的政治权力变化固然给新马华文教育带来影响，但新马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诉求力度更为强烈。民族意识抬头迸发的火花不容小觑，殖民地当局为着本身的利益考虑，在五十年代主导了几份教育报告书，尝试在放弃殖民宗主国地位之前确保一己的利益能得以延伸。

英国人管制本土教育的前奏

四十年代末，本地华校中学生参与日渐频密的反殖民地活动，让殖民地政府亮起警戒红灯。它们发现 1948年以“津贴补助”为核心的“十年教育计划”无法有效约束当时的华校，必须调整策略以“拨乱反正”。1950年教育局在“十年教育计划”的基础上颁布了“十年蓝图增补条文”，直言英校是最适合新加坡实况的学校类型，华文、马来文以及淡米尔文可享有第二语文的地位。官府端出推出的“增补条文”，是英国人加大主导当地教育语文源流力度的前奏。

“十年增补条文”宣布后，是年  3月20日南洋商报刊登了教育局成立“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来审查课本的新闻。根据报道，咨询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向出版商提出建议：本地元素教材所应增加的份量、教科书里哪些不符合本地社会的意识应该删除。殖民地当局对华校课本里长期存在的中国意识，看来容忍已到极限，去中国化成了明确的手术目标。战后殖民地政府对华校强化管制的心态，具体反应于两份几乎同时发布的报告书上。

1951年，殖民地发表了英国人 LJ.Barnes所撰写的《马来教育报告书》(俗称“巴恩报告书”)，开宗明义呼应了“十年教育计划”与“增补条文”的主张，提议废除华文与淡米尔方言学校，设立以马来文或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教育马来亚化”的概念，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报告书发表后，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梅森教授快马呼应，教育

要马来亚化，华校所需的改变最大，因为它“除了培养中国文化的生活与思想之外，且教导其学生认同中国为其国家，而非马来亚。”斯言出闸，华社的神经绷紧了，认为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就是要在新马建立以英文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压制华文与淡米尔学校的发展。

华社最初并不反对“马来亚化”的提法，却对当局没有具体说明“马来亚化”的内容深表疑虑。1951年        2月22日星洲日报的社论如是表达：“纯粹正确的‘马来亚化’理论，相信对华校不会有害，但是坦白说来，地方上有不少人士，认为要‘巫化’或       ‘英巫化’才算是‘马来亚化’；种族成见翳障所届，其下焉者甚或认为         ‘非中国化’便可算‘马来亚化’，这是对‘马来亚化’至堪痛惜的误解，不明白华校存在的基本立场。”星洲社论的弦外之音，即是“马来亚化”应该包含所有种族的元素，不能以          “英、巫”为主导核心。

新马华文报章的社论与评论发表后，华族社团与教育组织纷纷针对“华校教科书修订”与“教育马来亚化”这两个课题明确表态。新加坡华校联合会在华文报发表书面谈话，表达了“政府推行马来亚化政策，所谓马来亚化，应集东西文化之精华，因此各民族教科书应偏重于各该民

族之传统文化风俗及特质，实不宜斤斤于使各民族学校所采用之全部教科书之题材及内容，归于划一。倘若根据某一种课本为蓝本而加以翻译，此举更有阻碍各民族文化特点尽量发展之嫌。”

1951年巴恩报告书出炉之际，2月9日的南洋商报透露了另一则消息：联邦辅政司狄杜夫告诉媒体，“在目前至联合邦教育实行马来亚化之过渡期间，将有一著名之美国专家对华人教育作全盘之调查。”他解释，马来亚化就是“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而以其他语文为选修科，拟以马来亚而不以中国为背景与内容编辑华校课本，并由方言出版局印行”。             这段谈话，直接触及了“教科书马来亚化”的课题，它所提到的美国专家，便是方威廉（William P.Fenn）博士和吴德耀（Wu T Y）博士。

方吴报告书对华校教科书的建议

方、吴二人，于1951年2月抵达新加坡执行调查任务，为期两周左右。同年6月，方威廉与吴德耀所撰写的《方吴报告书》（Report           on              Chinese Education）公布了。它针对马来亚华文教育、教科书、师资训练等问题评估，其中对华校教科书的重点看法有四：一、新马华校长期所使用的中国版教科书中，若干讲述中国现代政治观点的篇章，有碍于效忠马来亚意识的实现，因此需要编写一套适合建设马来亚意识的课本；二、它建议两年内成立一个由三四名专家组成，向教育当局负责的“华校教科书改革委员会”；三、由各书局联合编写一部适合马来亚环境的现代化教科书，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四、当下的华校教科书价格对家长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倘若能去除校长所得的利润，将有助于缓解家长的经济负担。

短短一年间，从“教育马来亚化”议题的浮现，到“统一编印华校教科书”的提出，都由殖民地教育局主导。它的推行决心坚定，华校教科书必须针对内容做出实质改变，已经势不容缓。翌年（1952）当局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多管齐下，不仅成立了      “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与“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还发布统一的课程纲要。更引人注目的是，教育局宣布五大书局联手设立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了，它的任务是编印统一使用的华文小学课本。

五大书局联手出版教科书  

教育马来亚化与两大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

“教育马来亚化”与“统一编印华校教科书”是互相关联、一体两面的概念，对华校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备受当时华社的关注。1952 年，新加坡华校教科书正式进入由殖民地当局主导内容编写的阶段。这年 4月18日，南洋商报以《重编华校教科书的平议》为题的社论，针对马来亚教育阁员杜莱辛甘在吉隆坡中央教委会会议的发言提出看法。杜莱在会议上直言，马来亚华校所采用的教科书“不但须基于马来亚的观点，且必须包含共同的中心题材及内容”。商报认为杜莱的表态，露骨地反映了              “《巴恩报告书》所建议的马来亚国民教育，将乘此机会推进到华文教育的领域来，为马来亚化奠定基础。”

约两周后，南洋商报发表了新加坡华校总视学官华生海写给华校联合会的公函译文，信中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让该会指派四名代表参与“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

二是告知该会，已有四间书局共同成立了“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打算重新编写、改良华校教科书，以便翌年供学校使用。这封来自官府的信函，直接引发了不同华人社团对教育马来亚化以及出版商联手编印教科书这两大课题的反弹。

华校联合会接获华生海的公函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郑安仑（华中校长）、庄竹林（中正校长）与林耀翔（养正校长）三人拜访中华总商会，商讨相关事宜。4月26日，校联会发表八点声明，阐述该会立场。其中第三及第四条谈到了“马来亚化“的问题：“（3）所谓马来亚化，应集东西文化的精华，各民族教科书应偏重于各该民族传统文化、风俗及特质，不宜使各民族学校所采用的全部教科书之题材及内容，归于划一。（4）为谋马来亚各民族将来能继续和衷共处，通力合作，吾人应教育下一代，具有世界眼光，不应采取狭义的所谓马来亚化的观点。”

5月9日南洋商报刊载了中华总商会致华校联合会的复函全文，要点是：教科书的纲要应当先由教科书编篡委员会聆听各方意见后审定，由官方公布，再交给出版单位编写，审批后才发行；认为出版有竞争，内容便能改善，比独家出版更为妥当；编写教科书不宜仓促，以免粗制滥造而影响教学效果。对统一编印教科书的意见，华校联合会与中华总商会开出了响亮的一枪。

华校总视学官华生海致函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之前的几个星期，马来亚教育部也通知了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选派2名及5名代表参加“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和“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      教总答应选派代表之前先向教育部提出三点原则：其一、华校教科书的改变必须依照教育原理进行；其二、教材内容应顾及华人的文化背景；其三，课程授课时数维持不变。联邦教育部完全接受了教总提出的条件，于是教总根据要求派代表参加了两大委员会。

华社对教育“马来亚化”与“统一教科书”的意见

1952年5月至6月间，星洲日报所刊登的关于殖民地政府对华校教科书改革的新闻与社论，至少有15则，具体报道了教科书委员会、华人宗乡组织、中华总商会以及华校教师联合会对课本问题与教育马来亚化的观点。南洋商报亦然，积极跟进与反应，显示华社对这课题的密切关注。

5月18日，南洋商报报道了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各校对星马教育局改编华校教科书的意见要点。意见书同意修订教科书内容，但必须“重视中国史地、中国人的生活、道德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主张教科书出版后不能强制采用，“政府应准许基于同样原则之其他教科书出版，让各校自由选择。”福建会馆的意见书，突出了反对强制采用课本的观点。

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也不认同独家编写与出版教科书的做法。5月20日南洋商报刊登了联合会的四点补充意见，其一便是重申教科书的自由出版问题。它认为“改编华校教科书，于政府颁布课程标准后，须任由民间自由编篡，并经审查、修订，然后出版发行。”

“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      “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成立后，接受了中华总商会、华校联合会、福建会馆属校与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所提出的课本内容必须保存华族传统，以及教科书自由出版的主张。不过，联合邦教育阁员杜莱辛甘却不同意华校教科书“出版和采用自由权”的观点。它复函华校联合会，坚持若不是由“联营出版公司”出版的华校教科书，都不能盖上“官方批准”的字样。他强调“在目前华校贩卖教科书情形之下，将不考虑此事是否公平，而是此种方法对于华校学生和家长是否有益，且由此可保证教科书质量的优良，价格公道以及避免中间人渔利”。他补充说，政府的做法       “不能与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所订的合约有所抵触。”

6月13日，星洲日报本坡新闻打出这样的标题：改编华校教科书/非联营公司出版者/不准印有“批准”字样/星方咨询委员将向当局提出质询。新闻透露，这项建议已呈交联邦教育部长核准。十天后（1952年6月 24日），该报刊登了另一则新闻，报道了华校联合会主张华校教科书不应由独家书商出版，认为任何人都有印行课本的权利，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华校课本更加完善。

9月11日，南洋商报针对由一家出版社编印华校教科书一事发表《新编华校教科书出版问题》社论，措词强烈地批评了课本“垄断”的做法：“过去马来亚英文教育所用的课本都由英伦供给，我们从未看到英文课本是由

政府垄断或由某一出版公司所专利。现在当局竟无视此种事实，硬把华校教科书指定一家出版公司专营，这种政策如果不是蔑视人类思想的自由，便是有意‘钦定’学校课本。”

政府为了统一华校教科书，催生了“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这是新加坡教科书出版史上各大书局首次联手合作，却引发了华社的反弹。1952年7 月30日，南洋商报报道了联营首任董事长、南洋书局老板陈育崧的谈话：              “政府接受方吴报告书之后，认为华校教科书过去是由中华、商务、上海、南洋与世界所供应，便借这次重编华校教科书的机会与这五所书局商讨成立联营出版社编写出版与发行教科书一事。联营向当局建议组织‘中央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邀约学者专家共同探讨重新制定编写原则。政府接受了建议，随后便与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取得华小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发行权，并同意联营版教科书将印上‘官方书面批准’字样”。联营出版公司向政府建议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一事，与吴毓腾有密切关系，容后再述。

由五大书局携手合作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得到官方独家授权编写，并且将在课本上盖戳印鉴的做法，看来并不符合社会的期待。当时的学校

组织、华社以及华文媒体对课本出版的垄断做法，陆续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1952年10月12日，事情终于有了转圜，南洋商报报道了联营出版公司的声明，它对舆论的批评做出了积极回应。新闻报道“该公司完全赞同华校教科书必须予各书局享有编篡及出版之自由权，各校亦得自由采用之主张，故该公司已决定向联合邦政府商榷自动放弃政府给于该公司营业损失上的保障，即将所享‘官方批准’之印鉴不予采用，以利各出版界同业在自由竞争原则下达到供应良善华文课本的目的。”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4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          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

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  “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去年二月，我在国家图书馆偶得 1957年出版的《新加坡印务同业公会20周年纪念特刊》，许云樵教授在该刊发表《马来亚华侨出版事业史略》一文，提起这则杏坛往事，道

出了联营伙伴退出经营的次序：“各书局并有联合出版新课本之议，组织联营出版公司，编印小学新课本；嗣后，中华、商务不能参加，上海、南洋亦相继退出，仅余世界书局一家支持。四间退出联营的书局中，南洋书局很可能是最后的一个。1953年 11月7日，新报发表了联营出版社于 11月5日晚在雪园餐馆召开记者会，宣布联营版课本杀青的消息。记者会由“联营总经理吴毓腾主持，董事长陈育崧、总编辑庄泽宣出席”。由此可知，至1953年11月，代表南洋书局参股的陈育崧仍是联营公司的董事长。杨善才先生忆述，联营公司的第一批课本出版后，陈育崧就离开了联营。

1952年下半年联营启动，由毕业于清华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原任韩江中学校长的庄泽宣博士出任总编辑，以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四个

科目的编写工作。1953年12月7日，南洋商报报道联营版华小国语、自然、卫生和公民的新课本共16册，将于1954年供各校新学年使用。庄泽宣博士对记者说，“在海外由当地政府倡议，由教师合作，根据最新趋势拟定基础内容及规定所学字数，再由出版社聘用专家编写中文课本的做法，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创举。”可惜的是，至今我们已无法找到当时的编写员名单以及字表制定的具体内容。

联营版课本面市时，世界书局所属的《世界少年》杂志曾连续数期在封底全版刊登联营教科书的出版广告。1954年3月《世界少年》第2卷第 7期刊登了该刊记者访问联营教科书主编庄泽宣的特稿《新编华校教科书之特点》，介绍这套第一次由教育部主动支持、主导编写而由民间出版的教科书。

联营版课本面市后各界的反应

联营版教科书出版后，教育部以实际行动影响学校使用它。1953年 12月23日华文报章捎来消息：联合邦教育部官员致函参与教育部薪金津贴制的学校，传达了倘若不采用联营版课本，津贴可能被取消的信息。《世界少年》第2卷第7期刊末的“学景”栏目，也提到教育部发信给各校采用联营版课本的做法。无论如何，即便是联营版课本没有在封面印上“官方批准”的字样，但教育部发函给接受津贴的华校，指示它采用联营版教科书的做法，已经左右了教科书市场的销售生态，原本参与联营的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所编印的课本，便无法被接受薪金津贴制的学校所采用。当时新马不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毕竟有限，不论联营版课本的水平如何，都不妨碍它一纸风行。杨善才先生告知，1954至1957年间，联营版课本在新马的占有率高达98%。

联营版教科书获得官方强力支持，出版后仍然面对华社质疑。1953 年12月14日南洋商报新闻版打出这样的标题：福建会馆属下五校／明年度不采用新课本／五校集体研究结果认为新编课本劣点过多／国语课文生硬多不顺口不如旧课本精彩。

福建会馆所属五校的教师阅读联营教科书之后，“认为公民、自然、卫生等科，属于普通常识性质，文字深浅，尚无大碍，”但对于国语科课本提出了“５个优点与15个缺点”的批评。福建会馆五校表态，在来年（1954）将继续使用旧教科书，不会采用联营版课本。福建会馆的报告书指出，华文教科书编篡委员会及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公布课程大纲后，以为“会

有较佳之教科书本产生，不料近日所出笼之课本，内容不但未能符合编篡大纲，且较诸各书局出版之旧教科书为差，星马华人及华校董教人士对于此事，莫不深加注意。”

福建会馆五校认为，联营版国语课本的五大优点包括“一、内容接近地方环境，但是有些不尽符合；     二、书本纸张耐用；三、装璜讲究；四、插图设色符合儿童兴趣；五、字体用楷书，便利儿童模仿及学习。

至于15个劣点，主要是：字汇太少；课文未列生字和注音符号；语句多不顺口、欠优美、不简洁；课文未经选择，不合华文优美传统，没有成语，没有精华，没有文学的意味；课文较为生硬，若从各种读物中选材更为精彩；韵文多粗制滥造；课文内容颇多与当地情况不合；二上国语课文语句及内容俱差，用字欠妥。例如第三课《学校图书馆》有这样的表达：‘有的是故事书，有的是笑话书，有的是谜语书，有的是歌书’，这种语句“牵强累赘”；一般而言，国语课本的语文程度太低，比原有课本低约一年程度。

另一方面，时任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马来亚教总代表、曾参与审阅联营教科书的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直批联营版华文“第六及第七册最要不得……错误百出。”该书第36页如是说：“联营出版社所编的华文课本，写作的技术比诸旧有的课本相差太远，审查起来实在费力。要逐篇逐句的予以推敲，简直像老师批改课卷一样，简简单单的小学第一册至第四册，要修正的竟达一百条左右。”

方吴报告书出炉后，非华文教育者对华校的非议持续不减。1951年              11月7日，南洋商报报道了马来亚大学教育系梅申（Frederic              Mason）教授对方吴报告书的批评。梅申认为，报告书缺乏政治眼光，两位作者“未体会到盛行本邦的一种分离运动到了什么程度，而华校却是构成此种分离运动的重要部分。”他断定，华校是造成马来亚社会分离的重要因素，于是主张当时非英文源流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最好先以英文写成，再翻译成其他语文。他的主张，在联营版的课本中得到了呼应。

1955年联营版小学〈地理〉的编辑要旨次段说明：五年级‘周游世界’及六年级上半年‘马来亚地理’是根据G.E.D Lewis博士所著Travels Round The              World及The Malayan  Geographics For Today  Book     1的前半部At          Home in Malaya这两本书直译的，它的内容及方式都保持原状。

把英文课本直译成华文版使用，这种做法在新马华文教科书史上堪称前所未有，它呼应了梅申教授所代表的“马来亚化”观点，以翻译英文课本供华校使用的方式达到同化的

目的。这两册地理教科书的课文，构思与行文近于游记，从课文题目（例如：到暹罗去、渡南中国海到菲律宾、东行到婆罗洲北部、南下到澳洲、横越北欧到苏联、西欧纪行、绕地中海一周、我们到了美国、到纽约看热闹、由加拿大返家）到段落描述，均是以作者为中心，从记录游览的过程中带出各种地理知识。

自从联营开创华校教科书直译英文教材的先例以后，本地华校教科书史上有另一次翻译英文读本的经验，不过那是独立建国以后的事—1970 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文小学历史课本《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创业的年代》以及1973年6月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为自由而斗争》六年级下册，都注明陈宣音著，罗肇德、龙鹏飞、郭秉贞编译。换言之，这些教科书是根据英文课本翻译成华文供华校使用。书内胪列的历史教科书编篡顾问委员会名单，从主席到委员都是英文教育背景的人士。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诞生，启动了官方主导华校教科书编写的引擎，达到了根据官方课程纲要编写课本的目的，也变相达到统一出版教科书的目标。联营出版公司由五家书局联手开创、散伙，最终由世界书局独自经营，虽然昙花一现，但5年后同一批股东重新归队，复合开花。

“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与“教供版”课本的出现

1955年以前，殖民地当局把马来半岛与新加坡视为一体，各类委员会都邀请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各州派代表参加。这种思维在战后有了改变，这一回英国在马来亚独立的问题上，把新加坡排除于马来亚联合邦之外，让它向自治邦的形态过渡。1955年，新加坡出现了以马绍尔首席部长挂帅的议会制度。翌年，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对本土教育制度动了大手术，华校的课题再度成为焦点。根据方吴报告书建议而编写，于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华文小学课本，看来没有改变政坛精英对华校的看法，1956年林有福政府所发表的《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再度提出华小教科书问题。它批评华校教科书只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延伸，也缺乏足够的马来亚元素，因此它的课本必须尽快修订，以实现贯彻马来亚意识的目标。这意味着因方吴报告书而诞生的联营版课本所涵盖的“马来亚元素”并未达标。同个问题重复提出，同个方案再度启动，华校课本的编印进入了新轮回。

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在立法议会通过后，林有福政府接着发表     《教育政策白皮书》，明确规定“全部小学教育应为两种语文制，中学则为三种语文制；所有学校应一律采用同一以马来亚为中心之课程与课本”。             

为了落实政策，教育部成立了一个      15人的“课程标准与教科书委员              会”。为了使改革更深入彻底，这个委员会之下另成立了个别科目的“各学科小组委员会”。为了确保课程与教科书改革符合政府的意愿，由劳工阵线主导的政府承袭了英国的教科书审查制度，监督并确保教科书出版完全符合教育政策的精神。

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催生了自治前新加坡的《教育政策白皮书》，也直接促成了本地教科书出版商再度整合资源，携手合作，联手编写与出版教科书。这一回，参与合作的出版商共有六家--商务、中华、上海、世界、联营与南洋书局。1957年9月20日，它们签署协议，共同组织“教育供应出版社”，编印“教供版”教科书。

书商第二度合作编印华校课本这件事，目前未发现有教育当局插手牵线的具体资料，看来应该是书商之间主动倡议的结果。根据上海书局经理陈蒙星忆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加坡的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分局归香港的“中商办事处”负责，它建议把新加坡的几家教科书商家合并为一，既能集中资源，也能避免恶性竞争，分隔市场利润，于是教育供应社诞生了，看来这是一次由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主导的合作项目，而非教育当局。杨善才先生透露，教育供应社的首任董事长是商务印书馆的陈云卿先生。

由于新马分离，英国人逐步淡出本地教育舞台，因此教育供应社的诞生与联营出版公司的时代背景有明显差异，华社对统一华校课本的反应也平和无波。1957年教育供应社成立之际，新政体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了，新加坡则向自治邦之路迈进。教供版课本面市时，新加坡愈见浓郁的本土认同改变了华社的心情；华校对中国编印的教科书依赖，也因政治支点的转移而脱钩弱化。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英国殖民当局完成了第一个步骤，撒种抽芽，以后的事态，就是本土政治班子的事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